[法律分析江歌案件]从江歌案看民意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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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热点江歌案现已进入新阶段：上周日，江歌的母亲在十几名志愿者的帮助下，在东京池袋溪口公园举行请愿签名活动，要求日本法院判处凶手死刑。从现场的照片可以看到，很多人聚集在公园里参加活动，大家有序的排队，签上自己的名字，对江歌的母亲表示哀悼。据统计，现场活动征集到数万人签名，近200万人通过网络参与请愿签名。

那么民意是否对日本法院的审判产生影响？

刑法最重要的原则是罪刑法定。这一原则既强调严格按照刑法打击犯罪，也强调严格按照刑法保护人权。两者并不冲突。另一方面，我们在根据刑法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在保护人权。过去，我们往往只强调刑法的任务是打击犯罪。其实，如果刑法的任务仅限于此，那就没有刑法，没有约束，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更直白。所以制定刑法是为了强调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不能侵犯人权，所以法律要有预测的可能性，让国民知道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以保护个人的行动自由。基于公众意见的习惯法在大多数国家被禁止，因为它缺乏明确性，违反了可预测性原则。

根据我国国情，在定罪量刑时，将民意作为社会危害性的一个因素来考虑。比如农村一对夫妻的儿子吸毒成瘾。毒瘾发作，伤害了夫妻俩，让夫妻俩拿钱买毒品。最后，全家被毁得体无完肤。夫妻俩受不了这种折磨，忍痛放弃所爱，杀死了儿子。此事到了法院，全村人联名请求法院免除对这对夫妇的处罚。法院会怎么选？再比如，一对农村夫妇常年虐待儿子，把他打成残废，逼着他在街上乞讨，还因为儿子最后没用，怕成为负担，把他杀了。事情到了法院后，全村人联名请求法院判处这对夫妇死刑。这个时候法院应该如何抉择？

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来看，两起案件中的夫妻均构成故意杀人罪。我国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第一个例子中，夫妻二人几乎不可能免于刑事处罚，但法官会根据社会舆论来认定夫妻二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而认定情节，最后如果情节较轻可以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个例子，法官也会根据民意来判定这对夫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最后可能会判这对夫妻死刑。

从上述案例分析来看，在我国，舆论可以作为认定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因素，进而影响犯罪情节的认定。但不管舆论如何，法官都会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行使自由裁量权，因此其判决不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在司法相对发达的国家，法官在认定社会危害性时只是从客观层面进行判断，舆论对法官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

回到江歌案，因为这个案件发生在日本，所以这个案件所涉及的冲动杀人，并不像不久前日本“公寓内发现9颗人头”的案件，也不是因为***、经济或者社会矛盾而故意杀人。所以不太可能判死刑或者无期徒刑。另外，日本连死刑都很少执行。日本执行死刑需要法务大臣签字，法务大臣任期很短，很少有人愿意按自己的条件签字杀人。在陈世峰之前，就有中国人因谋杀罪在日本受审。2003年，一名中国男子和另外两名中国同伙在福冈市杀害一家四口后，该男子被日本法院判处死刑，但他一直上诉。直到2011年，他还在要求日本最高法院免除死刑。相比之下，另外两个从犯逃回中国后，在中国先后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可见日中司法实践的差异。

综上所述，在司法相对发达的国家，法官更注重根据客观事实依法审判，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官除了法律之外，没有其他的上级”。法官在审理每个案件时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于社会争议较大的案件，法官在量刑时可以参考人民群众的意见，但不会超出其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律师观点

从案情来看，杀手杀害江歌，客观上对社会的危害其实并不大。凶手的杀人动机是因为感情问题。虽然主观恶比较大，但凶手只是通过杀死某个人来解决问题，对社会的危害还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如果考虑到公众意见，可能会根据社会危害性判刑。然而，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民意很难等同于或高于客观方面。所以江歌母亲请愿签名的做法在庭审中并没有起到那么大的作用。

江歌案激起了大多数人的愤怒，很多人高举正义的旗帜为受害者辩护。人民维护正义是好事，但不能用正义的理由去破坏整个司法秩序。所以希望人民群众能够相信法院能够做出公正的判决，尊重司法权威，理性上访。我也相信如此庞大的民意在法官审判时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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