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GDP增速或达到5.2%，明年超额储蓄现象可能会改变

2023 年中国经济总体上处于疫后恢复的态势，持续向好的态势已经形成，但是恢复的基础不牢，总需求不足和微观主体信心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所以中央***局会议提出要增强和夯实经济恢复的基础。

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年的经济，就是“波浪式发展、曲折式的前进”。2023 年中国经济的恢复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是恢复的非均衡性，今年的经济是结构性的恢复，不是全面的恢复，也就是一部分行业恢复得比较好，餐饮、旅游、住宿、交通运输等等这些是不错的，但房地产、互联网和金融等这些行业还是受到了一些冲击，没有明显好转。

这就使得部分群体比较好，部分群体比较差，影响到就业也是结构性的。基建和服务业的恢复带动了外出农民工人数的增加和农民工就业的好转，而房地产、互联网和金融这些行业的就业反而压力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青年就业人群就业压力比较大的一个原因。这种经济恢复的非均衡性使得社会凝聚共识难度越来越大。

第二个特点是恢复的不稳定性，可以看到今年中国经济一季度是开门红，二季度是下行压力加大，三季度有所恢复，四季度总体上也在恢复，但恢复的动能有所放缓，这就是恢复的不稳定性，不稳定性又源自内生动能不足，消费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民间投资负增长。

主要是聚集性的服务业的产业链条比较短，它不像房地产、基建，可以带动产业的链条比较长。所以在内生动能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经济活动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就比较大，所以全球经济的好与坏影响到我们经济运行的节奏。

第三个特点，可以看到2023 年 GDP 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出现了背离，前三季实际GDP增速同比是5.2%，而名义增速是4.9%。这就使得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背离。因为决定居民收入、***财政收入和企业营收及利润的，主要是名义增速，是包括价格因素的增速。同时，房地产价格在往下走，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不足，就共同导致了微观感受要差于宏观数据，这是今年经济恢复的第三个特点。

总而言之，今年的经济增速应该说能够达到 5.2% 左右的水平，完成全年经济目标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原因我们也谈到了，一个是我们服务业的恢复，第二个就是去年的低基数，2022年我们的经济增速只有 3%， 第三个是经济短周期的库存周期，目前处在补库存的状态，这是我们2023 年经济总体运行的态势。

但是我们也仍然要注意到还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困难，比如房地产的问题，比如地方***债务风险的问题，比如金融风险的问题，再比如我们企业的应收账款增速比较快，应收账款回款天数大幅上升的问题，以及部分群体的失业率等等，这些都有待于我们采取进一步的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去解决。

我们认为 2024 年 GDP 增速可能在 5% 左右，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一个是从必要性的角度，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那就业、居民收入得不到相应的保证。经济增速得不到保证，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经济金融风险问题。实体经济增速低迷、金融市场不振和社会信心不足负向循环可能就会出现，这是从必要性的角度，我们认为要达到 5% 左右的增速。

第二从可能性的角度，现在大家虽然说对潜在增长率有分歧，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到底是多少没有达成共识。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大致在 4.5% 到 5.0% 之间。既然潜在增长率能够接近 5.0% 的水平，那我们就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去接近这样的潜在增长率。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不断优化的房地产政策去推动经济增长。对于明年经济运行动能的角度，我们觉得主要是靠服务业、高端制造和基建投资，这些可能是我们明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当然还需要一系列政策的支撑。

如果没有一定规模量的财政支出或者积极的财政政策，那基建投资以及相应***债务的风险化解可能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同时它还依赖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没有一定的货币政策，那也很难跟财政形成协同联动。比如财政发债，那需要货币政策去支持配合。比如我们支持发展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等，需要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同时又需要房地产政策。

对于明年而言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房地产政策能不能稳住市场，直接决定了明年经济增速能不能实现5%。我们认为我们的政策会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进而推动经济回到 5% 左右的一个水平。

中央***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这个基调跟与去年比较没有太大差异。那也就意味着：第一从规模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但要注重效果提质增效。提质增效是怎么理解呢？即收入端的减税降费要更加注重效率和效果，不能再搞规模型的减税降费，要搞效率效果，让减税降费获得更好的效果，所以中央提出结构性减税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提质增效的第二点，从支出端要优化支出结构，同样的支出，用到基建投资还是民生福利，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用于投资还是消费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在当前更好地支持民生福利，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第三个就是支出端要提高支出的绩效，同样一块钱，用于民生还是基建投资，都是需要问效率和效果的，这是我们对提质增效的理解。

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明年的赤字率会不会突破3%，事实上对于赤字的问题，我想赤字率本身会不会突破3%，这个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真正需要关心的是确保一定的宏观经济增速需要多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力度，要保证一定的财政支出增速。之后这个问题就转化为结构问题，就是赤字规模、专项债规模和特别国债规模的结构分配问题。过去的话，还得问隐性债务的规模扩张程度是多少。所以我们问赤字率是多少，实际上我们问的是当年的财政支出力度到底要有多大，以及通过赤字规模、专项债规模以及是否发行特别国债这样的一个政策组合，这才是真问题和实质。在我国当前的经济体量下，一个百分点的赤字率就相当于我1.3 万亿的赤字规模。

如果把专项债的规模压下来1万亿，赤字规模上去1万亿，那这个总量其实是不变的。所以单纯地问赤字率是多少，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要从财政运行的整体来看待。我们再看一下明年大概率到底会怎么样？我们预计赤字率可能会突破3%，因为 2023 年我们增发1万亿的国债，赤字率已经达到了3.8%，这就意味着中央***愿意加杠杆来缓解地方***的财政压力，以及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来实现特定的减灾防灾目标。

对于 2024 年赤字规模，我们觉得有可能会延续 2023 年突破3%；至于专项债规模，一方面我们不能让过去的项目出现烂尾，所以规模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保持，同时又要释放出这种积极的信号，对于专项债我们大致认为持平或者略有增加，这是我们对明年财政政策的理解。

总体上看，疫后居民消费在持续恢复，明年居民消费有望继续向疫情前趋势水平靠拢，持续增加超额储蓄的现象有可能扭转。

从疫情爆发以来的社零消费走势来看，居民消费确实曾如市场所期望的，多次呈现出向潜在趋势水平加速靠拢的“报复性反弹”，但可惜均被疫情反复、部分房企暴雷等不利冲击所打断。

居民并非没有消费需求，而是被诸多因素所抑制。例如三年疫情导致线下服务业出现供给收缩，至今仍未完全恢复；部分期房楼盘未能顺利交付、居民购房更加谨慎等，导致家电、家具、家装等地产后周期消费低迷；经济名义增速不及实际增速，资本市场表现低迷，导致居民对经济恢复的获得感不强，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居民更倾向于增加储蓄而非消费。2023年前三季度居民平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6.4%，距离2019年同期的67.6%仍有1.2个百分点的差距。

2024年社零消费与潜在趋势水平之间的缺口有望重新缩窄。一是经济名义增速加快，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二是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继续恢复，提高了消费的收入弹性；三是线下服务业等供给约束持续放松，为居民提供更多消费场景；四是保交楼、促消费等政策对耐用品消费的支持和刺激。

人口是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变量，而且是一个中长期的变量，人口形势的逆转对经济形势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对房地产形势也产生了比较大影响。研究人口形势的变化，对于财政形势的影响，可以从宏观经济运行以及房地产的角度来研究。

第一，人口形势的变化从供需两端共同导致经济增速下行，自然影响到财政收入下行。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可能从生产要素角度影响经济潜在增速下降；人口越老年化，创新活力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从需求端的角度，人口老龄化使得需求处在收缩的状态。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就会使得经济增速下降，经济运行是财政的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会影响到财政收入、税收收入。

第二，看到人口形势的变化，深刻影响房地产形势。房地产供需形势的逆转，导致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及土地出让收入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事实上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了人口的变化引起了房地产供需形势变化，进而又引起了大家对房地产预期的变化，引起了居民对购房行为的变化，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受到了非常大的负面冲击，这个可能也会延续到之后的发展过程之中。

第三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之中，老龄人口需要比较多的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支出也要增加。事实上从 2022年的财政数据可以看到，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里面有 2.3 万亿的资金来自于一般公共预算。换句话说没有这个一般公共预算 2.3 万亿的调入资金，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当年的收支平衡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人口老年化意味着社保基金对于一般公共预算调入资金的依赖度是非常之高的。收入下行而支出上行，这加剧了当前财政紧平衡的形势。

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地去稳定宏观税负，要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去厘清***和市场的边界，厘清***的规模，同时把一部分下放到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到中央***。优化我们这种债务结构，通过中央***来更多的加杠杆，来解决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

在房地产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短期要开源节流，中长期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解决土地财政大幅下滑引发的财政收支不足尤其是地方财政困难。一是厘清***与市场的关系，明确***规模，避免无限责任***导致的支出责任持续扩大，从而引发收支矛盾紧张；二是要推动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改革，上收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减少对地方***的压力；四是要稳定宏观税负，对消费税征税税目扩展到高端服务业等，提高环保税、资源税税率，探索数据财政。

从短期看，会议对明年经济和政策的总基调偏积极，进一步阐释了稳和进的关系，即“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和“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有利于推动明年经济向好，夯实恢复的基础。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是进的前提，而稳定经济环境的取得也需要积极进取的政策支撑，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继续发力并优化的房地产政策等。明年预计能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速，主要动能将是服务业、高端制造和基建投资。进的政策促进稳的形势和稳的预期。同时，要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做好新旧动能接续，防止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

实际上，“先立后破”不是第一次被提及的工作方法论，这对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的中国经济而言尤为重要。我国长期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摸着石头过河”以及 “渐进试点”等做法就是先立后破的方式。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过这个表达：“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2022年3月5日，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刹车’”。

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面临新的“三期叠加”，包括：累积问题化解期、新兴动能培育期、经济转型阵痛期。这些叠加期本身意味着潜在经济增速下行，意味着改革和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先立后破有利于降低“新三期叠加”带来的失速风险。累积问题化解期是指，此前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其积极作用逐渐减弱，负面影响愈加突显，例如人口红利、房地产野蛮生长、地方***举债投资等，都曾为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当前却出现人口总量减少、老龄化加剧、房地产发展旧模式难以为继、地方***债务风险上升、公共服务存在短板等一系列问题。新兴动能培育期是指，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新动能的支撑，例如从投资为主转向消费为主，从传统产业转向高科技产业，从关键领域被“卡脖子”到补链强链、自立自强等。经济转型阵痛期是指，累积问题的化解和新兴动能的培育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期间可能面临经济转型的阵痛，例如新旧动能未及时接续，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创新驱动的产业发展相比债务驱动的规模扩张，难度更大、风险更高，且短期收益可能不太显著；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新公司与新岗位不断涌现，但也伴随着旧公司与旧岗位的消失等。